一

近日，观念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国足成绩再不好，观念也不是观念造谣的理由》，回应了“佛得角邀请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这一网络热议话题。观念7月7日，观念中国足协发布辟谣声明，观念称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来华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观念正式函件，更不存在所谓“婉拒”一说。观念

按常理，观念权威部门发声辟谣，观念旨在正本清源，观念此事理应画上句号。观念

然而，观念在各类短视频及社交媒体的观念评论区，舆论走向却与官方预期背道而驰。观念大量用户转发自媒体的二手传闻，并在官方通报下留下高度一致的质疑：“本来没觉得，现在怎么越觉得是真的”、“肯定是怕输得太难看，私下拒绝了，被曝光后才紧急否认”。

究其根源，并非网民智商集体退化，而是宣传策略的自食其果。

此前，官媒曾大张旗鼓地宣传“佛得角唯一球场由中国援建”、“佛得角足协感谢中国”等话题。尽管国足未能晋级世界杯，但出于某种心理，仍试图强行蹭热度。

随后，随着热度失控，舆论风向又转向指责“自媒体抹黑中国足球，博取流量变现”。这种前后矛盾的操作显得颇为分裂：既想蹭热度，又不让说真话。吃瓜群众被反复戏弄，仿佛没人真正在意事实真相。

越辟谣，公众越相信谣言，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心理的防御本能。

二

针对近期沸沸扬扬的“体育局女干部占车位”事件，长沙市于7月11日发布了一份两千余字的联合调查组《情况通报》。初读之下，通报看似客观理性，精确到分秒，甚至特意提及涉事女干部彭某某的父母是“普通下岗职工”，极具平民色彩。但若以编辑和主编的严谨视角，剥离其词汇的微小差异，便会发现其修辞操纵已达到令人惊叹的段位。

此前有分析者对这篇通报进行了像素级拆解，其中字词的微妙偏向堪称教科书级别的修辞暗示（原文已消失，此处摘录大意）：

• 关于“堵”与“停”：写到业主闵某时，使用“堵住彭某某车辆”，全文共出现4次“堵”；而写到女干部男友同样在系统内上班、以车堵人时，却轻描淡写地用“将车停在闵某的车头前”。“堵”暗示恶意对抗，“停”则是客观静止。
• 关于“移车”：写到女干部时，用客观状态的“未移车”；写到业主时，则用主观对抗的“拒绝移车”。
• 关于“称”与“声称”：女干部撒谎解释，通报用“称”；业主表达诉求，通报用“声称”。
• 关于“缺席”：女干部缺席调解，用中性词“未到现场”；业主缺席，却变成“以繁忙为由拒绝到场”。

在这种词汇游戏中，女干部被塑造为朴实、委屈、只会撒小谎的普通职员；而车位被占长达数日的业主，则被刻画成胡搅蛮缠、态度恶劣、甚至敲诈勒索5万元的“恶人”。

此外，通报还选择性折叠了关键事实链条：

1. 隐瞒核心冲突：隐瞒了7月1日下午，业主在车库亲眼撞见女干部拿钥匙取东西，当场戳穿其“在外出差”谎言的关键一幕。这才是业主愤怒、彻底堵死车辆的信任崩塌点。
2. 淡化强硬态度：将女干部在民警面前大声叫嚣“我可以不走（移车），你爱堵就堵着”的强硬言行，虚化为轻描淡写的“双方发生口角”。
3. 引导讹诈联想：大肆渲染业主提出“把5万块补偿款捐给广西灾区”的条件，引导公众产生“讹诈”联想；却对女干部提出的“不能公开道歉、不能拿调解书、车主必须同等向她道歉”等无理筹码只字不提。

三

这种“选择性照亮”的现象，在近期的洪水等灾难性事件中更为常见。

作为一名曾参与多次灾难网络志愿救助的普通人，我在打开响应程序时看到的真实求助，是密密麻麻的“人”；这与热搜上干干净净、唱着爱国歌曲的救援视频，形成了极度割裂的对比。

其实，没必要如此。

但在朋友圈和社交平台上，一切却静悄悄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事件都变得静悄悄了呢？可能是一篇篇帖子消失、一篇文章下架、一个个记者转行、一颗颗热血冷却之后……

问结果的人没了，接着问原因的人也没了，最后没人再关心事件，于是就可以说“没有事件”吗？

四

下面我们以邻国韩国为例，探讨过去观念水位的变化会产生何种影响。

任何公共事件，本质上都是一次信用事件。每一次出面发声，都是在用管理中枢的信用进行资产质押。如果通稿真实、坦诚、有错即改，就是在往信用账户里存钱；如果文书遮掩、偏袒、精修字词，就是在用高息从信用账户里提款。

社会公信力是一本账，而且是利滚利的负债账本。在漫长而持续的公共信用透支后，社会的底层共识正在发生悄无声息的转变。人们在长期的信息真空与反转中，形成了一套坚固的逻辑——“凡事先怀疑”。当通稿不再能作为信用中介，人们便不再关注蓝底白字写了什么，而是退回到自己的经验里，去感知真相。

你告诉我外面没下雨，但我摸了摸自己的裤脚，上面全是湿泥。这时候，我只信泥，不信你。

这种“只信泥”的防范姿态，很大程度上是被科层系统中那些充满“艺术成分”的文牍修辞训练出来的。

我们越来越习惯用“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不了了之”来收尾许多事件。宣传部门天真地以为，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热搜撑不过三天，只要抹平眼前的矛盾，事情就算“过去”了。

但社会心理学的账本很微妙，它是无数个选择积起来的共识，是下一次做抉择时的参考。

物理上的水退去了，但心理上的信用赤字并未平复。每一次“不了了之”的通报，看似平息了舆论，实则是在社会信用的堤坝上开了一个蚁穴。

社会信用有什么用？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曾对信任做过一个极度理性的定义：信任的本质，是降低社会的复杂性。

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如果我们缺乏基本的社会共识与信任，这个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转。

• 因为有了信任，我们不用每天清晨把买回来的牛奶送去实验室检测三聚氰胺是否超标；
• 不必担心给婴儿穿的纸尿裤里含有致癌的化工残留；
• 不用怀疑每天炒菜用的花生油，是用装过煤制油的化工罐车混运进厨房的；
• 也不用担心杨梅要泡泡药水……

因为有了对社会规则和制度信用的基本信任，我们签下一份合同时，不需要去调查对方三代的人品；听到一条公共信息时，不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去考证其真伪。信任，让合作的摩擦力降到最低，让交易成本近乎为零。

这就是被称为现代社会运转最基础防线的——卢曼防线。

一旦这道防线失守，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生活会变得极其沉重和疲惫。因为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里，我们消耗了太多的心智和摩擦成本。

• 你需要学会看配料表；
• 需要学会分辨原研药与仿制药；
• 需要登记、上报、写保证书、写承诺书；
• 需要担心自己有软肋，连说话声音都不敢大；
• 需要不接境外电话以防止被电诈；
• 需要小心展览上仔细拍照的人、无缘无故问你天气的外国人；
• 需要把自己的缴税用来雇佣在桥头的看桥员；
• 还需要担心“躺平了”有可能是境外势力的谋划……

在这种不透明的环境下，人们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信息饥渴，唯恐担心自己在其中成为链条的最后一环。

最终，社会进入一种典型的“低信任均衡”状态。这是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因为没有信任，每个人都把自我防御机制开到最大，以最大的恶意去防范身边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

没有人敢首先选择相信别人。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优先怀疑，以最保守、最防范、最孤立的姿态生存。于是，每个人都优先选择不相信，社会整体的水位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值得相信。

这样的水位会造成什么影响呢？这正是问题的所在。社会观念的水位不是一下子就降低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每个人的合力作用下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决定、选择。

假设在韩国，今天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明天突然放开二胎；今天合法的课外培训班，明天一纸文书需要关停；今天说好的育儿补贴，明天需要研究决定；今天欢迎企业免费入驻的工业园，明天要强制入股20%……在动荡之下，人们会选择观望。这是基因、人性，是关于生存的本能。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韩国几年前出生率骤降，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大多都希望考公务员，没考上就不工作，大学招生史无前例地高，热衷于炒股或者是综艺……这一环又一环的现象，都与韩国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但在南韩居民全员忙着抓北朝鲜特务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一开始，大家其实都是普通人，就想要健康开心地生活，安心赚钱，照顾家人，幸福生活，仅此而已。

这有什么问题呢？

以上。

(责任编辑：德甲)